现实生活中，分居由以下原因形成：

    1.是因客观原因造成的，如夫妻俩分别在两个城市工作，没有同居条件的情形。

2.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如婚姻基础不牢固，婚后没有培养起夫妻感情而分居

依《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夫妻提出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这是指夫妻因分居而提出的法定的离婚理由，这条法定的离婚理由由两个必备要件组成，缺一不形成法定的离婚理由。

 　　两个必须要件是：

     1、因感情不和;

     2、分居满两年的。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两年”时间的计算方式：

 　　一、从提出离婚的夫妻二人共同认可的最后一次同居的第二天起计算，到提出离婚诉讼(向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的当天止;

 　　二、分居时间应连续计算。如果分居后又同居，应从同居后又分居的时间重新计算，前面的分居时间终止，也就是说，分居的时间应当连续计算，不应把前后几次分居的时间累计计算。

 　　分析

 　　我国婚姻立法确定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方式最早采用的是抽象概括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对法定离婚理由进行简明抽象的概括性规定，而不涉及具体的离婚理由。概括主义简明准确地把握了法定离婚理由的本质，克服了具体列举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其抽象性使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是，概括主义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全国人大在2001年4月对《婚姻法》进行修正时，结合以往司法实践的经验，在原第二十五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二款，作为第三、四款。

 　　这样既继承了概括主义的立法特点，也吸收了列举主义的优点，确定了例示主义的立法模式，是我国婚姻立法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但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以本案所涉第三款第四项为例。该项规定虽将“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的”作为视为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但是对如何确定分居开始的时间、是否存在分居时效中断的情形以及哪些事由的发生构成分居时效的中断等等，均未作规定。导致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对当事人是否符合分居满两年的离婚理由，只能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及对该项规定的理解来作出。由于各人理解上的歧义，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基于同一事实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审理中，作出不同的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对此，最高院对此应尽快作出司法解释。具体到本案原告刘某以双方因感情不合分居已满两年，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离婚理由是否成立，关键看被告宋某所提出的分居时效中断的事由是否成立。

 　　构成分居时效中断应是在分居期间，夫妻因感情复合或虽未复合，但提出分居一方出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与对方离婚的要求而重新共同生活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