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与同村的姑娘刘静(化名)结婚后夫妻俩尝试着做各种买卖来赚取生活费。

　　后来，何亮发现，到村里来租房的外地人多了起来，他便把五间老屋翻建，腾出来的空屋租给这些外地人。最好的一个月，仅房租一项，何家就有7000余元的进账。

　　更令何亮欣慰的是，虽然哥哥姐姐都成了体面的城里人，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村里的家。母亲在世的时候，哥哥姐姐每月都送来赡养费。虽然母亲去世时未留下遗嘱，但几个哥哥姐姐都声称要把父母留下的房产给他。2002年，村里拆迁，何家获得20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何亮喜滋滋地领回了这笔钱。

　　就在何亮以为日子将在平静与富足中度过时，一纸不期而来的诉状将他推入生活的漩涡。

　　2004年，原本声称把房子留给小弟的哥哥姐姐突然起诉何亮，要求各获得10万元。

　　当与手足对簿公堂，何亮说，自己愤怒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起诉我之前，他们(哥哥姐姐)从没和我商量过。”

　　经过一审、二审，何亮的哥哥姐姐每人被判获得7000余元的拆迁补偿款，与10万元差了一大截。

　　这无疑是何亮眼中的“胜利”。2005年，拿到终审判决书的他，像办喜事一样，大宴村民。但这也让他与哥哥姐姐彻底撕破了脸皮。

　　不过，何亮最终只得到了30万元。在与哥哥姐姐打官司之前，为了保全拆迁补偿款，何亮在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假离婚”，补偿款归在妻子名下。夫妻俩的如意算盘是，如此一来，即使是官司输了，哥哥姐姐也无法从何亮这里拿到钱。

　　何亮未曾料到，离婚弄假成真。最终，还是通过法院的调解，何亮才从前妻那里得到了30万元。加上拆迁时村里“分家底儿”，他总共拿到手40多万元。此后不久，前妻再婚，何亮也与她断了联系。

　　何亮花了20万元在小汤山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虽然房子不大，但是何亮收拾得很干净。他把老屋里的一些瓷器和一套俄罗斯“套娃”摆在了靠墙的展示架上。老实且讲究是律师聂世国对何亮的印象，聂是何亮上诉时的代理律师。

　　曾经，何亮在村里的人缘还不错，也有些经常走动的朋友。但拆迁后，他们散落在北京，彼此联系得少了。至于现在的邻居，何亮说，他们只是点头之交，顶多在楼下晒太阳时闲聊几句。

　　偶尔酒醉，何亮还念叨前妻的好。尽管他至今认为前妻与自己离婚有“下套”之嫌，但某种意义上，她也是帮自己打赢官司的功臣。如果不是前妻劝自己上诉，“就得把钱分出去了”。他说。

　　现在的何亮，就像是一个情感孤岛。孤单的感觉在他刚到小汤山时分外强烈，但逐渐，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平日，他自己做饭，一天两顿。这几年过年，他吃的饺子不再是自己包的，而是从附近超市买来的。

　　如果老屋没有拆迁，何亮觉得，自己肯定还和前妻在一起，至少可以开个小店专心做生意，日子应该是越来越殷实。但现在看来，这只能是一个梦了。

　　何亮手里的钱剩下不多了，但他不想坐吃山空。他听说过村民拿到拆迁补偿款后大肆挥霍的传闻，“搁我可不这么干，没那个必要。”他说。

　　几年前，他从别人口中得知，买基金是“钱生钱”的一个办法。于是他在基金上做了一些投资，尽管他并不明白究竟是怎样“钱生钱”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买了哪两只基金，只记得“一个是两块多买的，一个是四块多买的”。“现在估计全被套在里面了”，他有些懊恼——最近，他总是听说基金的表现不好。

　　除了投资，何亮还尝试过拉黑活儿。3年前，他花10万元买了辆红旗车。但很快发现，拉黑活儿的收入还不够付油钱的。于是，又把车停在楼下，很少再开。